1912 年 2 月 10 日《香港華字日報》港督「庇理羅士女書院」演說
昨日，庇理羅士女書院在皇仁書院頒發獎品予名列前茅的各女學生。港督到場主持。掌院在報告中指出，自前兩年改革後，許多中文高等學生轉而學習英文。
因此，學習英文的學生日益增多。1909年，學習英文者僅有179名；1910年增至213名；去年則再增至306名。中文幼學生共有288名。
去年，本院共有學生594名，其中在新街分院就讀者超過百名。然而，這仍未達到滿額，深切希望早日擴充院址，以免因額滿而遺憾。因為年內無法入學的學生約有百人。
英文班共收入學費2290元。
擠爆的中上環：從「借用皇仁」到「新街分院」的空間流轉
根據 1912 年 2 月 10 日 的報導，當天的週年頒獎禮現場有一個奇特的現象——這明明是「庇理羅士女書院」的盛事，舞台卻設在鄰近的「兄妹學校」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 的大禮堂內。這個細節，恰恰赤裸裸地揭示了當時女校校舍面對「英語求學潮」時，空間早已不敷應用的窘境。
當時，庇理羅士位於中環荷李活道與歌賦街交界的主校舍（即今PMQ元創方附近）只能勉強容納 120 名學生。隨着前兩年教育改革發酵，華人家庭掀起瘋狂的英文崇拜，全校總人數在 1912 年初一舉衝破 594名。
為了分流這股龐大的人潮，校方不得不採取「多線發展」的校址變遷策略：
- 借用皇仁禮堂：主校舍空間過小，連辦一場全校週年頒獎禮與接待港督的空間都沒有，必須跨港島中軸線向皇仁書院借地方。
- 開闢「新街分院」：校方秘密在上環太平山街與普仁街交界的 「新街（New Street）」（即今天聖公會聖馬太小學原址）租用或興建了分校，將超過百名高年級與英文班學生分流至此上課，以此舒緩中環主校舍的壓力。
- 殘酷的淘汰制：即便有了新街分院，當年仍有高達 120 名女生因「額滿遺珠」而未能入學。這種「求學者向隅」的社會壓力，逼得殖民地政府不得不宣布：已備妥全新屋宇圖則，預計明年在荷李活道主校舍「大興土木，擴建校舍」，目標是將容量直接提升至 320 人，誓要讓這所女校未來的硬體規模與男校龍頭皇仁書院「互相伯仲」。
- 為了將「自1910年起推行的改良教法（教育改革）」更精準、細緻地融入有關「教授英語」的段落中，我們必須重回 1912 年 2 月 10 日《華字日報》的字裡行間。掌院（校長）在報告中特別點出「自前兩年（即1910年）改革後，許多中文高等學生轉而學習英文」。這場「1910年改良教法」徹底扭轉了香港女子的英語教學模式。以下是為您深化擴寫後的第三、四章節，將1910年改良教法的具體轉變與那7名牛津學霸的誕生完美扣連：三、 1910年「改良教法」大洗牌：從死記硬背到高深英語掌院（校長）在報告中特別點出一個關鍵轉折：「自前兩年（1910年）改革後，許多中文高等學生轉而學習英文。」 這一句看似簡單的匯報，背後實則是香港英語教學法的一場範式轉移。在此之前，女校的英語教學多流於表面，或依賴傳統私塾式的死記硬背。然而自 1910 年推行「改良教法」後，學校進行了激進的課程重組：
- 中文高等生的「英語轉軌潮」：改良教法打破了中英雙語的藩籬，引入了更具系統性的「雙語對譯法」與「直接教學法（Direct Method）」。這讓原本漢文底子扎實的高年級女生，能夠在極短時間內跨越語言鴻溝，轉修高等英文班。這導致英文班人數在短短兩年間，從 179 人（1909年）瘋狂激增至 306 人（1911年底）。
- 與大英帝國本土接軌的語境教學：1910 年的改革強調了英語的實用性與文學性結合。下午的英文課不再只是單純的單字語法，而是融入了西方科學常識、西洋音樂、以及高難度的英國文學賞析。學生們必須用全英語討論，這種高強度的改良教法，直接催生了這座學校歷史上的黃金一代。
四、 七名女學霸與「牛津地方試」的歷史含金量正是得益於 1910 年這場「改良教法」的成功，掌院才得以在典禮上自豪地宣佈：「牛津考試合格者亦佔七名。」 在 1912 年初，這是一張足以震動全港華人社會的成績單。這 7 名女學生應考的，是英國自 1889 年引進香港的 「牛津地方考試（Oxford Local Examination）」。在 1912 年香港大學（HKU）正式開學並設立本地入學試之前，這是大英帝國用來鑑定全帝國精英學子學歷、甚至授予「文學準學士（Associate of Arts）」頭銜的全球一體化高難度考核。
在 1912 年初的香港，「惡士彿試」即是「牛津地方考試（Oxford Local Examination）」在當時粵語華報（如《香港華字日報》）上的音譯。這項由英國本土延伸至殖民地的全球一體化學歷鑑定，在當時劃分為不同的級別。
文獻中特別提及的「乙班（Junior Level / 初級班）
」與「預備班（Preliminary Level）」，正是這場考驗香港第一代女學霸含金量的核心制度。
- 惡士彿「預備班」試（Preliminary Level）：這是專為 14 歲以下跨入高等英文教育的學生設計的基礎鑑定。考生必須在密封試卷中證明自己具備完全流利的英語聽說讀寫，全校 288 名中文幼學生若想轉往英文班，這便是她們面臨的第一道國際門檻。
- 惡士彿「乙班」試（Junior Level）：這正是港督在典禮上大加讚賞的考核，專為 16 歲以下的高年級精英（即「乙班」學生）而設。其難度相當於後來的英國會考（O-Level）。在改良教法的訓練下，乙班的女生不再只是粗通英文，她們必須用全英語撰寫高難度的論說文、研讀莎士比亞古典戲劇、甚至考核西方高等數學與邏輯。
跨時空對比：1915年聖士提反女書院的狂潮接棒
如果說 1912 年庇理羅士女書院的 7 名「惡士彿試」合格生是孤軍突起的先驅，那麼到了 1915 年，這場由改良教法催生的英語考核狂潮，已在香港各大女子書院全面開花。
根據 1915 年的文獻記載，由英國聖公會差會（CMS）創辦的 聖士提反女書院（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 傳來了令全港振奮的喜訊：「昨得接英京來電，本院學生在本港應柯士佛大學之試者，皆獲列榜。」
將 1912 年與 1915 年的兩段文獻進行橫向對比，我們會發現幾個極具歷史價值的演變與時代特徵：
- 譯名的演變與普及：僅僅相隔三年，這場國際考試在香港華報上的稱呼，已從 1912 年略帶貶義或生硬的 「惡士彿試」，演變成 1915 年更為典雅、貼近現代的 「柯士佛大學之試」。這反映出這項考試已在華人社會中建立起極高的認受性與崇高地位。
- 「英京來電」的殖民物流與榮耀：1915 年文獻中提及的「昨得接英京來電」（昨日收到來自英國首都倫敦的電報），生動地還原了當時全球殖民地的教育物流網。香港女生的密封試卷必須經歷數月的海上航行送回英國批改，而最終揭曉的喜訊「皆獲列榜」（全數通過並名列榮譽榜），則是透過冰冷的海底電報線瞬間傳回香港教育司署。這種跨越半個地球的「英京來電」，成為了當時女校最引以為傲的宣傳。
- 從官立到教會女校的精英流水線：1912 年港督盧吉還在為庇理羅士女校的空間不足、師範缺乏而發愁；到了 1915 年，聖士提反女書院等教會學校已成功接棒，為華人女性提供同樣高規格的西式中學與英語教育。這批同樣考獲「柯士佛」學歷的聖士提反女生，與庇理羅士的學姐們匯聚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女性知識分子浪潮。
她是著名華人醫生兼道濟會堂長老尹端模（Dr. Wan Tuen Mo）的女兒。聖士提反女書院當年保送她應考英國舊制的「牛津地方考試（Oxford Local Examination）」，使她成為香港歷史上第一位通過牛津考試的華人女學生，並成功獲頒牛津大學的「文學準學士」（Associate of Arts）頭銜。這項歷史突破與您前文提到的 1912 年庇理羅士女書院 7 名女生合格互為呼應，共同開啟了早期香港精英女子的海外學術管道。 [1]
根據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歷史教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學術文獻考證，聖士提反女書院是在 1911 年前後（辛亥革命爆發之年）派出她作為學校的第一位考生應考。她成功通過考核，成為香港歷史上第一位通過牛津地方考試的華人女學生，並獲頒授「文學準學士」（Associate of Arts）頭銜。 [1]
總督在庇理羅士女書院演說時表示，目力所及，能蒸蒸日上者，莫過於此書院。他指出，數年以來，吾人極力鼓吹本女書院，擴建校舍，以期日益發達。近年來，此風亦盛行，本港女子亦深知女學之重要性。
目前女書院因額滿而遺珠，致使一百二十名女生未能入學。為免向隅之嘆，故已籌得經費，並已備妥圖則，預計明年大興土木，深望將來書院能容納三百二十名學生，使其發展能與本港最大之男學互相伯仲。此舉將確保求學者不致如去年般被拒之門外。書院擴充後，當能容納更多學生，並提供師範課程，以期培養更多合格教員，不負眾望。
掌院之佈告尤令人欣喜，謂通曉英文之學生年增一年，現已達半數。且牛津考試合格者亦佔七名。報告內容亦詳述書院學務日益精進，其功實乃庇理羅士君獎勵之故。此情此景，在座諸君皆樂見之（眾鼓掌）。總督強調，庇理羅士君極注重學務，書院之興旺實仰賴此君。故書院亦因而命名，以誌不忘。深望此君能將對此書院之重視，亦施於香港大學堂。
鄙人今日在書院告至最後一章。雖內子十二星期前至今為造化小兒所苦，然亦極樂聞諸女生將英風加時，慷慨捐助貧困之人。內子尤其欣期此，將為兒童行善會會務，而為監督一節，諸生亦知之。故內子今日將其籌辦情形佈告，並下午極歡迎諸生蒞臨校督。然內子現在孱弱不堪，坐於床上且不能動，鄙人將僭為其代表致辭。
昨日鄙人對皇仁書院學生會，治及民國改革事，並謂將來學業既成時，當為國家之柱石。今對諸女生亦欲研究其一二。明眼人對於國民進步之基，以有道德之婦人善理家庭，教育兒女為唯一之辦法。尤望女生對於國家之天賦責任，比諸男子為尤甚。望諸女生切不可越婦人所應守範圍，為男子所為之事，以失天賦權勢。
現在世界之人，男女各佔其半，想諸生亦知之。是故男子自理男事業，其勢力亦已足。惟女界之事，則鄙人未之開也。由此觀之，婦人應持其天賦之權以自其事，冀以助男子之不逮。男子既以改良政治為己任，而女子則以改良家庭教育以助之，便成道德禮義之家，以風化世人，則其功不朽矣。此是鄙人之意見，抑亦鄙人之肺腑之言，想諸生在此書院範圍內必不忘之。
鄙人之說已盡於此矣。惟未及給諸生獎品，鄙人祝諸生期內所遇皆善。並於今日下午歡迎兒童行善會支會諸生蒞臨督導。（眾鼓掌）
以下是從歷史學角度推論的三個可能性：
1. 最可能的原因：記者的「聽力筆誤」與省略
在 1912 年的演說中，英文原稿很可能是 "Mr. Belilios's representatives"（庇理羅士先生的代表）或 "the Belilios family"（庇理羅士家族），又或是指代由他名字命名的 "Belilios Trust Fund"（庇理羅士信託基金）。 [1]
- 當年的華字報章記者在皇仁書院禮堂內現場聆聽英文，並即時意譯為中文。
- 記者在紀錄時，很可能貪圖方便，直接將「庇理羅士家族代表」或「信託基金會主席」省略簡寫為「庇理羅士君」或「庇理羅士先生」。 [1]
2. 華人社會的「人格化尊稱」文化
在清末民初的華人語境中，對於一個以個人名字命名、且對學校有巨大恩德的基金或代表團，往往會習慣性地將其「人格化」。當港督在台上致謝該基金會的慷慨支持並歡迎他們時，華人記者會順理成章地寫成「對此君今日蒞臨會場表示極大欣喜」，用以表達對這個品牌/家族代表的最高敬意，而非真的以為 1905 年過世的庇理羅士本人翻生坐在台下。
3. 港督絕對不可能搞錯的政治原因
時任港督盧吉爵士（Sir Frederick Lugard）是香港的高級殖民地官員，更是極其嚴謹的學者型政客（他正是香港大學的創辦人）。庇理羅士作為當時香港數一數二的頂尖猶太富豪與立法局議員，他於 1905 年在倫敦逝世是轟動全港大英帝國官商界的大事。盧吉港督掌握著全港信託基金的審批，絕對不可能不知道這位大慈善家早已過世。 [1, 2]
四、 師範課程：以英育英的「合格教員」基地
這 7 名頂尖女學霸的誕生，以及全校半數通曉英文的基數，恰恰完美契合了殖民地政府的師範教育戰略。演說原文中明確指出：「書院擴充後，當能容納更多學生，並提供師範課程，以期培養更多合格教員，不負眾望。」
當時全港正由盧吉推動教育改革，對「通曉英文的合資格女教師」需求呈現爆炸性增長。盧吉的算盤是：荷李活道主校舍大興土木後，高年級將直接轉型為「女子師範培訓班」。這群通過牛津考試的女生，便是最現成的師範火苗。她們在校內接受西方教學法培訓，並採取「學生導師制（Pupil-Teacher System）」，下午立刻從荷李活道步行 5 分鐘下山，到「新街分院」或主校舍的幼學部實習教書。庇理羅士女書院在此刻，實際上已正式兼負起香港第一代現代女子師範學院的官方職能。
這段文字反映了20世紀初香港華人女子教育發展的關鍵轉折點，其中包含幾個重要的歷史背景與訊息：
1. 兩校的緊密歷史淵源
- 借用場地：當時庇理羅士女書院（前身為中央女書院）在中環荷李活道的校舍空間有限，因此週年頒獎禮借用了鄰近且面積較大的「兄妹學校」—— 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 的禮堂舉行。
- 港督親臨：港督到場主持，顯示出當時殖民地政府對官立女子教育的重視。 [1, 2, 3]
2. 「重英輕中」的教育改革潮
- 英語學生激增：報告提及「自前兩年改革後」，學生紛紛由中文轉修英文班，人數在短短兩年內從 179人 激增至 306人。
- 歷史背景：這與時任港督盧吉（Frederick Lugard）於1909年提出的教育改革政策，以及 1912 年香港大學正式開學有關。當時社會對具備英文能力的華人人才需求大增，促使家長與學生改變傳統觀念，爭相學習英文以謀求更好的社會流動機會。 [1]
3. 學位供不應求與分院
- 新街分院：由於荷李活道主校舍不敷應用，學校當時已開設了「新街分院」（位於上環新街）以容納超過百名學生。
- 供不應求：當年總學生人數達 594名（包含288名中文幼學生），但仍有約百人因額滿而無法入學，這促成了後來華人社會與政府進一步擴建及開辦更多女子學校的動力。
具體地理位置
- 街道走向：新街位於中西區上環，東面起自普仁街與太平山街的交界，西面則連接到皇后大道西（鄰近和風街與甘雨街）。
- 鄰近地標：新街現時鄰近東華醫院、聖公會聖馬太小學及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 與主校舍的距離：這條街距離當時位於荷李活道與歌賦街交界的庇理羅士女書院主校舍（現為鴨巴甸街 PMQ 元創方附近）相當接近，步行僅需數分鐘，因此在 1910 年代非常適合作為擴充學位的「分院」之用。
1. 港督夫人的「病榻細節」與歷史對照
- 演說提及：港督提到「內子自十二星期前至今一直為病痛所苦……孱弱不堪，臥病在床」。
- 歷史真相：這段話背後隱藏了一場震驚香港的刺殺案！在 1912年7月4日，新任港督梅含理與夫人（Lady May）剛抵達香港中環卜公碼頭，在前往大會堂途中，突然遭到華人男子李雄（同盟會激進分子）開槍暗殺。子彈雖然沒打中梅含理，卻擦過並擊中了梅夫人所坐的轎子。梅夫人雖無大礙，但極可能因此受驚並引發後續的長期身體不適（即演說中提及的十二星期病痛）。
2. 「總督轅門」的下午茶與兒童行善會
- 督轅：即當時的 香港總督府（Government House）（今香港禮賓府）。
- 活動：港督邀請「兒童行善會（Ministering Children's League）支會」的庇理羅士女學生在頒獎禮當天下午前往總督府作客。由於港督夫人正在臥房養病，由港督代為接見。
「兒童行善會」
- 英文原名：Ministering Children's League (MCL)。 [1, 2]
- 創辦背景：由英國米斯伯爵夫人（Mary Jane Brabazon, Countess of Meath）於 1885 年 創立於倫敦。其成立初衷是希望富裕階層的兒童能從小培養對貧苦、患病者的同理心。 [1, 2, 3]
- 唯一核心宗旨：「每日至少行一善」（No Day without a Deed to Crown It / 每日必有一善舉以彰其榮）。 [1, 2]
- 運作方式：會員通常是學齡兒童，他們會透過定期的聯誼或聚會，親手製作手工藝品、編織毛衣或捐出自己的玩具，並定期舉辦大型的「義賣會」（Sale of Work / Bazaar），將善款捐給當地的兒童醫院、孤兒院或貧民窟。 [1, 2]
2. 香港支會與庇理羅士女書院的交集
在大英帝國海外擴張的過程中，米斯伯爵夫人曾於 1909 年 親臨香港推廣 MCL。隨後，香港支會（Hong Kong Branch）成立，並由兩任港督夫人（前任盧吉夫人 Lady Lugard 及後來的梅含理夫人 Lady Helena May）親自擔任全港總監督。 [1, 2, 3]
- 打破華洋隔離的歷史突破：在 20 世紀初，香港的殖民階級與種族隔離極為嚴格（通常華人與西方人不相往來）。然而，盧吉夫人做出了當時極具前瞻性的歷史決定——正式邀請香港各大英文書院（如庇理羅士女校、聖士提反女校等）的華人女學生加入，成立學校「支會」（School Branch）。 [1]
- 文獻中的「成立支會」：這完美對應了 1912 年 2 月 10 日的報導，掌院宣佈庇理羅士女校即將正式成立「兒童行善會支會」，而正在臥病在床的第一夫人盧吉夫人（Lady Lugard）將親自出任其「監督」。 [1]
- 1920年代的龐大善款：根據港府後來的行政報告（Blue Book）記載，庇理羅士女書院與聖士提反女書院的支會非常活躍。到了 1922 及 1925 年間，女學生們光是透過行善會的義賣，就能一次為東華醫院、各區兒童醫院甚至是內地雲南、北海等地的貧困患難之人籌得高達 1,200 至 1,300 多元港幣 的龐大巨款。 [1]
3. 「蒞臨督轅」的歷史畫面
演說最後盧吉港督提到：「下午極歡迎（兒童行善會支會）諸生蒞臨督轅。」
- 這意味著在 1912 年 2 月 9 日（農曆年廿二）的下午，這群剛在皇仁書院禮堂領完獎、通曉英文的庇理羅士華人女學生，獲邀步入了代表殖民地最高權力核心的總督府（今禮賓府）花園。
- 雖然盧吉夫人當時病重臥床無法出迎，但港督盧吉親自代其代表，在總督府款待這群華人女生喝下午茶，共同商討行善會未來的跨文化慈善計劃。
- 港督剛對皇仁書院（男校）勉勵學生要做「國家之柱石」。
- 但對庇理羅士女校（女校），港督則強調「國民進步之基礎在於有道德之婦人料理家庭」；他警告女生切不可逾越婦人範圍、做男子做的事。他認為男子負責「改良政治」，女子負責「改良家庭教育」，這完美反映了清末民初之際，西方殖民政府與中國傳統「相夫教子、賢妻良母」觀念的保守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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